“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隐晦却又炽热的感情，无论封建礼教如何压制，爱情终归是爱情，无非是由内而生的爱慕之意顺其自然地发展为一往情深，无所止。而在众多的爱情故事里，《西厢记》中所描写的莺生之恋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西厢记》这本杂剧里，王实甫的功绩绝不止是将讲唱文学改变成了代言体的戏剧，使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在崭新的艺术形式里获得了新的生存基地。王实甫充满创新精神地使崔张故事各方面都趋于完美，符合大众的审美观点，从而具有了从《莺莺传》到《董西厢》、一系列歌咏崔张故事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生命力。

“永老无离别，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是《西厢记》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张君瑞与崔莺莺应当成为夫妇，也不限于《董西厢》里所说的“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而是愿“普天下”的有情人，都毫无例外地应当成为眷属。莺莺与张生从佛殿初遇时起，就开始了感情的交流，经过月夜联吟、斋堂互视，就更加深了这种感情，由最初的互有好感，发展到倾心爱悦。张生对莺莺从一开始就爱慕的神魂颠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而莺莺说：“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从一开始的一见倾心，到了普救兵乱、白马解围时，这种感情就已经发展到难解难分的程度，莺莺在白马解围后满以为婚事将成，不禁吐露真情：“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可如果不能成合，岂不就明明白白地成了：“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难较可”吗？然而，老夫人当下就反对二人的爱情：“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并提出要张生进京赶考，如果他不去或者落第就甭想得到莺莺。封建家长制鄙弃的是爱情，可男女主人公所重的是爱情，剧作家所肯定的、支持的也是爱情。

那么爱情是抽象的吗？当然不是。爱情作为男女之间互相爱慕、互相吸引的感情，从来都是具体的内容。张生眼里的莺莺是：“比着那月殿里嫦娥也恁般撑”，“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那语句轻，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莺莺”。而莺莺说张生：“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和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念心儿里印。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他们俩敢于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敢于逾越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如此惺惺相惜，也是爱情的思想基础。爱情是美好的，既然有情人应当终成眷属，那么当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时候，当这种爱情收到阻挠的时候，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这种痛苦是如此缠绵，难以排遣，甚至可以为之而生，因之而死。当老夫人赖婚的时候，张生眼看姻缘无望，竟一病不起，在这个视爱情为妖物的年代，这种情况是可耻的。莺莺虽不像张生表现的那么严重，但渴望爱情的青春之愁与百花凋零的暮春之愁，交织在一起向她袭来，只消“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春恨压眉尖······”。

美丽的爱情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合法的，要想得到它，就要男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坚韧执着的抗争，而不能坐待封建家长的“恩赐”。张生和崔莺莺不仅要同以老夫人为代表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而且要同自身所受的封建教养和封建习性进行斗争，只有冲破重重的束缚他们的封建罗网，才能自由的享受爱情的甜蜜。莺莺和张生是这样做了的。佛殿初遇，目惹心招，是他们的第一次反叛行为；墙角联吟，以诗传情，是他们的第二次反叛行动；斋堂互视是以目送情，月夜听琴是以声传情，诗简往来则是情不可遏，在孕育着更大的反抗、叛逆行动。果然，他们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幽会偷欢，把这种反抗行动推上了顶峰——他们终于摆脱了封建罗网的束缚和支配，要在婚姻这个具体问题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支配自己了。结局当然是动人心魄的爱情战胜了无理可言的礼教，张生取第之后跟莺莺永远地在一起。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世间任何一种感情都要对爱情颔首低眉，顶礼膜拜。但得一个并头莲，你情我愿；且留君瑞在闺边，影儿般不离身。此谓莺莺之声，愿天下所有莺莺者，能够与君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