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东汉明帝在永八年（ 66年 ）遣蔡愔和泰景等人使西域求法，永平十年，归还洛阳，得《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立像，因建白马寺，佛教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三国、魏晋以降，佛教开始兴盛，当时北方来华的天竺及西域僧人络绎不绝，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最有名的僧人莫过于后秦的鸠摩罗什（344年-413年），他是我国历史上四大译经家之一，翻译佛经数量达到三百余部，另有弟子八百余人，对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影响巨大。此时佛教也已经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名的僧人如慧远（ 334年－416年 ）在庐山弘道，被尊为净土宗初祖。本国亦有不满足于现状欲睹真经原貌而西行求法者。最早西行的是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 （2 03年—282年） ，最有名的是东晋僧人释法显（337年－422年 ），他与众人曾到达天竺中部，并写就了著名的《佛国记》。由上述可知佛教之盛。

在这一时期，佛学亦已与本国玄学、儒学交融。既有精通《老》、《庄》的僧人，亦有饱读儒道释三家著作的汉族士大夫。可见佛教与本国文化沟通交流之盛。至于下层民众，频繁战争所造成生死别离、命运多舛不得不使他们在精神上寻求终极的关照。佛教教义便成为他们的选择。佛教至此在各个阶层始盛。

然而，此时的佛教并未在民众中树立起神圣的地位，民众多将其与本国固有之道教并称，即佛、黄、老并称，在晋代出土的文物中，佛像多被绘制在生活器皿之上，可知民众的心态。究其不能顺利神圣化的原因，则有以下几项：

（一） 汉人根深蒂固“华夷之辨”的思想。佛教从西域传进，而那些地方被正统的中原汉人认为是蛮夷之地。再说西域来的佛像与僧人不管在相貌（袒胸，左衽被视为蛮夷），礼仪（僧人的趺坐被以正坐为习惯的汉人看来是极其野蛮的礼仪），生活方式上都与汉人有极大的差异。因而佛教被排佛者称作“胡佛”、“胡神”。

（二） 佛教“出世”与传统儒家“入世”观的矛盾。且汉人素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准则，而出家人完全不需要承担此种社会责任，被认为是不忠，不孝，不义。佛教的剃度制度有破坏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的信仰。

（三） 佛道两教之争。佛道两家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而道教为本国固有之宗教，其信仰者必不在少数。此时的道教，正在从民间组织，走向高级的，有完备教义及组织纪律的宗教组织。佛教的兴盛，必然造就佛道之争。太武帝拓跋嗣灭佛中便有道教信仰者崔浩的煽动。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由鲜卑人建立北魏王朝，而佛教与政治的际遇在这个时候达到鼎峰。由外来民族建立北魏王朝苦于难以获得中原汉人的正统承认，佛教徒们则在为佛陀的神圣化传经授法，四处奔波。政治对佛教的有利影响在后秦的鸠摩罗什大师身上已有体现，这给了北魏僧人很好先例。

最早提出“皇帝即是如来”的是道武帝拓跋珪时期（386年-409年）的僧人法果。《魏书·释老志》记载：“初，法果每言，太祖名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皇帝亦对法果大加崇敬，先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在法果死后，道武帝三临其丧，并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

到了文成帝时期（452年-466年），在皇帝的支持下，佛教又开始兴盛。经历了太宗拓跋嗣大举灭佛的灾难后，以沙门统昙曜为代表的僧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的问题。既然“皇帝即是如来”，那为什么不为皇帝造佛像呢？如果真的再灭佛，也不至于砸了自己的塑像。于是在和平初年（460年），“昙白拜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便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原因。

云冈石窟开凿于460年-494年的35年间，北魏王朝以国家力量大力支持，召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其成为北魏佛教艺术繁荣时期的代表，而昙曜五窟又是云冈石窟中艺术水平最上乘之作。昙曜五窟中16号窟释迦佛代表的是当朝皇帝拓跋濬。17号窟的交脚菩萨代表的是文成帝年轻的父亲景穆帝拓跋晃的法身，文成帝以此来纪念在宫廷斗争中死去的父亲。18号、19号、20号释迦像分别是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和太武帝拓跋焘。代表明元帝拓跋嗣的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左手抚胸，右手下垂，据说这是诚心悔过并向在灭佛中遭受灾难的佛陀及僧人赎罪的意思。

北魏僧人们巧妙地将神界的佛陀与世俗中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统一在了一尊尊庄严肃穆，高大伟式的佛像中，向北魏王朝统治下的民众们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如来即皇帝，皇帝即如来。任何在来云冈石窟瞻仰过佛相的信众都会感到自己在巨大的佛像面前的渺小与卑微，不禁生起敬畏之心。北魏的皇帝因为法相而达到了一种近于神的权威地位，从而增加了皇帝在汉人心目中的正统感。北魏的佛教也因为皇权的掺入而达到了自己神圣化权威化的目的。世俗与神界的完美融合从而开始了对庶民百姓精神信仰世界的统治。

平城地区素来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而西域来的僧人欲入中原，必经过此处。因而此地所建云冈石窟也是各种佛教石像艺术融汇的产物，在早期的石像风格中，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格，仅从这个时期佛相中便可看出。而到了孝文帝主持开凿石窟时期，石像的雕凿风格已经汉化，佛像不再身着袒胸，身披袈裟。而是换上褒衣博带式的汉族风格，更加突出了佛教汉化的特色，因此云冈石窟也开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先河。在政治上则寓意着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来临。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是云冈石窟开凿最后的高潮。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正式开始了他的汉化改革政策，缓和階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北魏王朝走上了强盛。 佛教也在孝文帝极其以后的各位皇帝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汉化，在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来到洛阳后的孝文帝仍不忘开窟造佛，他在洛阳城南的伊水两岸开凿了另一著名的石窟—龙门石窟。此时的龙门石窟造的佛像已经强烈的呈现着汉族风格了。

来自西域的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不断寻求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扎根长大的方法，由于特殊的因缘际会，北魏时期的僧人们则选择了让佛教依附于政权这种高回报又高风险的方式。虽然经历了惨痛的太武帝灭佛，但这种风格迥异、生机勃勃的新式宗教正在汉地迅速传播开来。最终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分立的一支力量，对后来的中国人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