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读《北京人》有感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曾文清哀吟一首陆游的《钗头凤》，哀叹自己和愫方不能如愿的爱情，哀叹过后，也只能是如此。他不敢像陆游一样放弃功名利禄，不敢忤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生子，把对愫方所谓的“爱”压在心里，这场似是而非的爱情不了了之。

读到这，我也下意识地在哀叹曾文清和愫方的不如意，哀怨父母的不理解，责骂妻子曾思懿的刻薄。到最后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全都一边倒向愫方，合上书细想，曾思懿就不可悲吗？她比起蘩漪真是要可怜的多。

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总要有这样一个角色。她是衰败下去的旧家庭的女人，这种衰败不单属于家族的而属于时代，她不能也不愿像年轻人勇于追求新的事物，她注定是时代浪潮的陪葬品。她叫曹七巧，她叫卓云，她叫瑞钰，她叫曾思懿。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可恨之人是否有可怜之处，就不太有人计较了。大概是因为可怜与可恨相比，后者更令人刻骨铭心。

曾思懿们努力地抗争。在无能为力的环境下，她们都是积极的，她们试图抗争的姿势尽管卑微，也显示出不惜搭上自己整个生命的强悍。她们努力地想得到爱情，无论方式是多么卑劣，话语是多么自私刻薄；她们努力地想在这种沉浮中生存，尽管她们被人冷眼、嘲讽、轻视，尽管她们也知道这个家庭已是强弩之末。尽管她们拯救道路在形式上不同，但实际上殊途同归，这种悲哀的抗争不仅没有让她们走出生存的困境，反而越陷越深。她们终究成了最讨厌的但又最可悲的人。尽管曹禺自己都说“曾思懿是一个喜剧人物”，我却分明从她身上看到了最深沉的悲哀。

“人希望被爱，若没有，那么被崇拜，没有被崇拜，那么被畏惧，那么被仇恨和蔑视。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灵魂害怕真空，不顾一切代价，它向往接触。” 《格拉斯医生》中如是说道。曾思懿们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被理解，她们被排斥在主体秩序之外，随时渴望确证自身的存在。曾思懿看似掌握了权力，实际上事事被排斥，老太爷需要愫方，丈夫喜欢愫方，儿媳妇依恋愫方……她对愫方的冷嘲热讽和伤害不仅仅是嫉妒和渴望挽回丈夫的爱情，实际上是对于自身现存地位丧失的恐惧，是渴望被关注，被证实，被重视。

一个封建大家庭，本身就是可悲的。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但每个人又是加害者。在那个时代，曾思懿们无可例外的成为了父权的受害者和维护者，曾思懿以尊卑有序，恪守妇道自诩，她这样告诫儿媳：“别糊涂，他是你的男人，你的夫，你的一辈子的靠山。”当儿媳不肯听话喝下安胎药时，她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曹七巧起初是作为“商品”被行使父权的哥哥卖到了姜家，最后她也同样钳制儿女的幸福，逼死了儿媳和作为替补的姨太太。她们在受害时反抗，又在加害时不遗余力，这是矛盾的，扭曲的，这种心理是时代赋予她们的，我们无法批判，只能报以理解和同情。

拒绝光明，是可恨；深陷深渊，是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