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施耐庵笔下的梁山起义

北宋末年，朝廷政治腐败，宋徽宗贪图享乐，不揽朝政，贪官污史横行官场，对上讨好皇帝，上级官员，对下加重税收，欺压百姓，若不是如此，怎么会使一个个绿林好汉揭竿而起，留下这传诵千古的《水浒传》？

自夏朝以来，古代帝王之家永远以国为家。国中百姓都是帝王家的子民，贤明之君知道国以民为本，故凡事为民即是为国，昏庸的皇帝、暴君以一己之私欲而施加于百姓，过大的压力会使人爆发，民间不平则鸣的起义之事在朝廷眼中也仅是反贼，殊不知这是“乱自上作”的必然结果。

作为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完整地编写了梁山起义的治乱兴衰，从高俅这样的小人得志成了太尉到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为官所逼，在八百里水泊梁山共聚大义，揭示了一个个官逼民反的无奈之举。再到梁山泊好汉接受招安，被遣去讨伐方腊，最终也只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哪怕是这样，宋江、卢俊义也仍被佞臣设计毒害。而宋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还为这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着想——用药酒毒害了李逵，可怜一场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只为留得一身清白，为北宋这将倾的大厦砌上了最后的几块砖瓦。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仅在梁山108位好汉中就有73人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人物，其余35人也以宋江起义中35名头领为原型加以编造的，剩下1名头领则是在宋江之前的梁山之主晁盖。宋江在小说中更是被塑造成了一名忠义之士，纵使他身为梁山泊的首领，过着行侠仗义的生活，却也没能忘记“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的理念，坚持设法争取招安的机会。而他的原型宋江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在为人处事上作者并没有加以修改，然而在起义上便有所不同。以宋江为首的36人揭竿而起，宣布起义，但在起义期间并没有想《水浒传》中所写的那样震撼人心，而是仅在山东、河北一带进行了十多次小规模斗争，后来中了埋伏，无奈接受招安，尽管如此宋江依然没有放弃抵抗，招安后保存实力，再一次发起起义，结果可想而知：遭受镇压，被人杀害。

无论是历史还是小说，我们都能看到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一是“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二是规模较小，影响力小。即使历史上也有像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规模庞大的农民起义，却也因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而失败。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便在于情，历史只负责客观地记录事实，它无权对其进行评价，而文学则不同，同一样事物会因人的思想而变化。正因有了施耐庵，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起义军遭遇的同情和对昏庸的统治阶级的批判，宋江起义的叛军头领36人也因此发展为梁山108位好汉。

水泊梁山也正因在施耐庵的笔下，才在人间传诵。